汪成用

(一)

　　說起馬思聰﹐立馬想起的不是“思鄉曲”﹐卻是北京景山。

　　兒時的情景如一張受了潮的水墨畫﹐輪廓已然模糊。可唯有在景山少年宮友誼合唱團 的那段日子相對清晰。也許﹐那是我在“狗都嫌”的年紀上唯一可受到表揚的環境。 聽我現在說話這動靜大概很難令人相信﹐我那會兒居然有一付“金嗓子”﹐且不但 五音齊全﹐七音也找對了地方。記得考友誼合唱團時﹐半曲唱畢﹐鐘維國老師已含 笑點頭。我隨即被分配唱“B1”聲部。鐘老師是個訓練兒童合唱的高手。雖童聲無 法按成人那樣分“女高､女中､男高､男低”﹐卻傚法分成了“A1､A2､B1､B2” 四部。“B1”相當於成人合唱團的男高﹐正和我意。

　　從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1]起﹐我嘗到了唱“B1”的甜頭。長大後上了音樂學 院才知道﹐男高音往往是混聲合唱中最有油水的聲部。它有時與女高音同唱主旋律﹐ 有時則冒出幾句漂亮的付旋律﹐飄逸似彩虹﹐瀟灑如流雲。“隊歌”的第二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便是如此一例﹐唱得我得意非凡﹐下巴隨“先鋒感”翹起。

　　每星期一次的合唱團活動雷打不動。從學校出發﹐乘四分錢的無軌電車﹐囊中羞澀時 亦可步行﹐便來到景山公園。夥伴們魚貫而入﹐一路嘻笑撕打﹐繞著煤山山腳跑進 宮裡去練歌。途中每每路經那棵木欄杆圍著的“罪槐”﹐遂幾分肅然起敬﹐幾分肉 跳心驚。耳邊似響起李自成兵臨城下時殺聲震天﹐猛見得崇禎披頭散髮吊在那樹上 搖來晃去……。可李自成到手的皇位還沒坐熱就被趕出了京城﹐顯然沒顧得上狠抓 意識形態。那會兒的孩子說不出幾個古代先哲﹐可侃起農民起義的領袖卻倒背如流。 二百年後又一輪迴。洪秀全半壁江山到手就自封“天王”﹐招佳麗三千終日荒淫。 據傳他曾選幾百男童入宮﹐淨身之後作各階層的管理幹部。宮內除了他幾無完整男 人﹐以保和諧社會。又是百年。毛澤東比洪秀全高明百倍﹐洗腦術將億萬孩童一網 打盡。作為“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歌手﹐童男童女們高唱著“跟著毛澤東”﹐歡蹦 亂跳地入宮被“淨魂”。嗚呼﹗這一代可還剩下個把完整的“人”﹖

　　據說洪秀全的淨身師多為江湖郎中﹐不是閹得不夠就是閹死了人﹐活下來的合格幹部 所剩無幾。文革前的“淨魂師”遠不夠老練﹐時常會犯些低級錯誤。鐘老師在如煙 的紅歌中居然藏進幾首西方古典歌曲教我們來唱。韋伯的“獵人之歌”就是我在友 誼合唱團時學會的曲目。僅此“閹得不夠”之罪﹐便足以使鐘老師後來吃盡了苦頭。

(二)

　　說起“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立馬想起的不是北京景山﹐卻是馬思聰。

　　其實在我當時的年齡上﹐在乎的本不是唱的歌由誰作曲﹐而是“B1”聲部有沒有令我 翹下巴的旋律。更是老師的好評﹐同伴的讚許﹐還有女孩子丟來的白眼和不屑一顧 的撇嘴。之所以對馬思聰印象如此之深﹐皆因在印成鉛字的作曲家中﹐他是那會兒 我見過的唯一一人。

　　有一年合唱團去廣播電臺錄制“隊歌”。在隔音玻璃那頭的控制室內﹐坐著一個不苟 言笑的中年人。他身穿一件廣東那一帶人常穿的“香雲衫”﹐弧形玻璃後的那張臉 有點變形。後來錄音莫名其妙地中斷﹐鐘老師宣佈原地休息。好一會兒才重新開錄﹐ 卻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只錄齊唱不錄合唱。事後聽說﹐馬思聰與領導幹部在 “閹法”上發生了爭執。馬思聰要求錄四聲部合唱﹐領導卻認為合唱是各唱各的調﹐ 如何聽得清楚﹖此歌的詞作者郭沫若當然不屑露面﹐就是露面也無濟於事。這個堪 稱中國現代的“淨魂大師”﹐早就“自宮”得乾乾淨淨。一場秀才與兵的遭遇戰﹐ 馬思聰敗下陣來﹐跟著倒霉的是我們“B1”聲部。以後每當在收音機裡聽到此歌我 便忿忿不平﹕合唱版本比這好聽多了﹗

　　晨霧終散留不住﹐“金嗓子”的風光轉眼即逝。當喉頭感到有點怪怪的不自在﹐我的 友誼合唱團生涯便走到了頭兒。馬思聰﹐也隨之悄悄地退出了我殘缺的童年。

(三)

　　馬思聰倉惶出逃。傅聰衣錦還鄉。

　　這一出一進並非發生在同一年代﹐卻幾乎在同一年代進入了我的視野。

　　我對“馬思聰出逃”這一重大事件的獲悉晚了幾乎近十年。這怪不得我孤陋寡聞。1967年 初的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當馬思聰夾著僅有的財產﹐一把小提琴﹐混在偷渡客中 攜家室冒死渡海投奔香港時﹐我關注的是媽媽被紅衛兵剃的“陰陽頭”上是否長齊 了新髮﹐爸爸是否從遙遠的邊陲捎回了只言片語。那年頭﹐上到國家主席下到我爸 我媽﹐人人朝不保夕﹐跑了個作曲的與我有何相干﹖等進入音樂學院後再次搜尋這 個以彩虹流雲讓我“先鋒”了一回的馬思聰時﹐才得知他已由中國音樂界的巨匠變 成了“階級敵人”。

　　論年齡﹐傅聰可算馬思聰的學生。在使傅聰一舉成名的1955年國際蕭邦鋼琴比賽上﹐ 馬思聰已是評委。兩代音樂家共有個精彩的名字﹐他們是“智者”﹐名如其人。傅 聰於1958年底因父親傅雷[2]被黨的“左臉”批判而出逃英國。想不到老師步學生後 塵﹐八年後“叛國投敵”去了美國。曾幾何時﹐國人勒緊褲帶“超英趕美”﹐你們 豈不是蓄意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傅聰由黨的“右臉”於1979年恩准回國時﹐馬思 聰仍在海外飄零。干什麼都有個先來後到﹐先跑的先回來﹐倒也說得過去。

　　對傅聰的出逃﹐我同樣是孤陋寡聞。不同的是﹐對我來說﹐他還沒來得及成為階下囚﹐ 便已當上了座上賓。可惜傅雷夫婦已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至死﹐沒等上 見兒子一面。衣錦還鄉之際﹐傅聰將父親多年來的書信整理出版。“傅雷家書”以 其宏大的抒情更使“傅聰熱”加溫。那個時代音樂學院的學生以熟讀“傅雷家書” 為一種深沉的時髦——﹐即愛黨﹐又愛藝術。

　　無論說“傅聰認識我”或“我認識傅聰”都言過其實。儘管在一個朋友家裡見了他一 面﹐可我一定像個小學徒見大師﹐連貫的話也說不了幾句。緊張中卻沒忘請他在 “傅雷家書”上簽名﹐使我特有的“時髦”即有了真傳又有了底蘊。如今此書早不 知去向﹐丟的不僅是書﹐還是對“家書”解讀的特權。幾天後﹐傅聰在上海音樂學 院公開教學﹐校門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教學結束後一群群人意猶未盡﹐站在音樂廳 門口興奮地高談闊論。有人說﹐傅聰彈出的“降A”與“升G”聽起來大不一樣[3]。 有人說﹐傅聰就是彈錯了音也錯得漂亮……。

　　那是個把我這個“北大荒人”凍得發抖的上海隆冬﹐我卷縮在被窩裡挑燈夜讀“傅雷 家書”。鮮活的感情擠壓了思考的空間。可感情沉澱之後﹐理智便死灰復燃﹕叛逃 無疑是反黨﹐而家書對黨的忠誠豈不無情否定了叛逃的理由﹖叛者苦戀著叛的對象﹐ 所幸投靠的“敵國”保障了叛者即“愛”又“叛”的權力。這一彆扭的邏輯讓人越 想越糊塗。當腦子如一鍋漿糊時﹐本能的生理反應就是“深沉”。於是﹐我重新投 入到原始的感情中去。糾纏於思考與抒情之間﹐我像一個被逼向牆角的橋牌手把手 中的幾張紙牌捻來捻去——﹐黨､領袖､政府､疆土､民族……。一個最聰慧的社 會群體啊﹗智者們﹐你們幾十年來雖被打斷了脊樑卻仍傾滿腔熱血摯愛的那個對象 究竟是什麼﹖絕望中橋牌手喪失理智地發作﹐索性把幾張牌一股腦兒塞進了嘴裡。 嚼爛之後“啪”的一口吐出﹐於是我心安理得地相信﹐這難以言表的漿狀物就是當 代文人全部愛的歸宿。

　　他們稱其為“祖國”。

(四)

　　“傅聰旋風”剛剛吹癢了上海灘文化青年的心﹐緊接著﹐不速之客鋼琴家阿什肯納齊 [4]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撞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無論中國的“二聰”是欣慰還是尷尬﹐ 阿什肯納齊的出現婉轉地暗示了國人﹕中國音樂家的叛逃竟意外地與國際接了軌。

　　當時的我雖聽說阿什肯納齊很有名﹐但想不到他竟有名得讓李教授大驚失色。那是一 個仲夏的午後。李教授路經學校的音樂廳時﹐忽聽得從虛掩的門後傳來一陣不凡的 鋼琴聲。他不覺駐足。透過門縫﹐李教授看見了驚人的一幕﹕一個西方人在沒有空 調沒開風扇的悶罐子般的音樂廳裡﹐光著膀子揮汗彈琴﹐身上濕得如同從水裡撈出 來一般。再定睛一看﹐李教授呆了。——阿什肯納齊﹗他沒敢破門而入﹐卻調頭朝 黨委辦公室奔去。不知所措時當然應該“依靠組織”。顧不上向路遇的莫名其妙者 解釋﹐他三步併兩步跑上樓梯﹐氣喘吁吁地喃喃自語﹕阿什肯納齊來了﹗阿什肯納 齊來了﹗……

　　1979年﹐阿什肯納齊隨英國BBC電臺來上海拍電影。據說他來得很低調﹐中國音樂界 對此竟一無所知。那天BBC一行來到音樂學院﹐他便一個人閑逛進了音樂廳。看見臺 上擺著一架“斯坦威”演奏琴﹐他一下子來了琴癮﹐於是便出現了讓李教授驚嚇的 場景。這一天下掉下來的“活寶”使音樂學院興奮得亂了方寸。經協商﹐阿什肯納 齊終於同意舉行一場“內部獨奏音樂會”。雖是“內部”﹐但仍走漏了風聲﹐音樂 學院再次迎來了水泄不通。有幸求得一票﹐我目瞪口呆頭重腳輕﹐像喝醉了酒。對 這場音樂會﹐我只能用一句話來總結——﹐“內部”之前﹐我壓根兒不知道鋼琴是 啥玩藝兒。

　　這是一次難得的歷史巧合。要知道﹐阿什肯納齊與傅聰曾短兵相接﹐或稱同臺獻藝。 他倆在同一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阿什肯納齊獲第二﹐傅聰第三。可據說有些評委 因堅持認為阿什肯納齊應獲第一而拒絕簽字。至於馬思聰是否簽了字並不重要﹐也 無從考證。重要的是﹐傅聰出逃幾年之後﹐阿什肯納齊也逃離了蘇聯﹐先旅居英國﹐ 後入冰島籍。獲得了精神的自由﹐阿什肯納齊在世界樂壇如魚得水。驚現上海時﹐ 正值他處於琴藝的顛峰狀態。

　　也許﹐冷戰中的蘇聯畢竟有別於“新中國”﹐阿什肯納齊就是跑﹐身段也比傅聰從容﹐ 或許稱“出走”較為準確。既敢出走﹐何懼我行我素﹖他沒像傅聰那樣在“敵國” 自我約法三章﹕不入外籍﹐不去台灣﹐不說不做任何有損“祖國”的言行。大概因 頭腦過於簡單﹐阿什肯納齊言必所思口無遮攔﹐常常把前者既“叛”又“愛”的那 團濕乎乎的漿狀物不當回事兒。他痛斥蘇共的洗腦術滅絕人性﹐並為蕭斯塔科維奇 [5]口述的揭露文化專制的“見證”一書寫序。他尤其讚揚為反抗共產極權而流亡的 索爾仁尼琴﹐稱其為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如此離心離德﹐量他也拿不出一迭將 “黨”與“藝術”同歌共泣的書信﹐以出版“阿什肯納齊家書”。我想﹐此乃蘇聯 一代青年遠不如我們“深沉”的原因。

　　“不速之客”不僅闖入了音樂學院﹐也鬆動了我的封閉世界。他使我懂得了什麼是鋼 琴﹐什麼是音樂。更重要的是﹐他給了我一個精神啟蒙的切入點。撕開鐵幕的一角﹐ 一個二十世紀思想者集體叛逆的宏偉畫卷漸漸在眼前展現……

(五)

　　聽母親說﹐我在別的孩子還不會說話的年齡就會唱歌。天下當媽的個個說自己的孩子 是天才。其實﹐那歌唱得一定和哭差不多。不過﹐我之所以喜歡音樂﹐很可能要歸 於幼兒混沌中的耳濡目染。至今仍依稀記得﹐躺在疲倦的燈光下﹐迷迷糊糊地聽母 親的歌聲漸漸遠去﹕“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羈留十九年……”

　　“蘇武”伴我長大﹐轉眼到了“狗都嫌”的年紀。那麼大小的孩子多不可理喻。挺好 的歌﹐一到我們嘴裡就變味兒。去合唱團時﹐夥伴們常推推搡搡繞著山腳邊跑邊吼﹕ “蘇武老頭賣豆腐。買賣賠了本兒﹐回家打媳婦……”

　　1985年﹐當馬思聰在美國費城的寓所裡接到“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徹底平反 的通知”時﹐不由得仰天長嘆﹕“蘇武牧羊十九年哪﹗”

　　可馬思聰畢竟不是蘇武。蘇被流放。馬為逃亡。流放﹐是被動承受政權對你的懲罰。 逃亡﹐是主動對抗政權對你的迫害。令人費解的是﹐何為“平反”﹖“平反”不是 認錯﹐更非道歉﹐卻是迫害者給被迫害者的賞賜和感激涕零的機會﹐隨手往傷口上 再撒點鹽。以高尚體驗疼痛便產生了“文學”。“傅聰旋風”恰為萌動的“傷痕文 學”推波助瀾。被“平”了“反”的逃亡者百感交集回到了逃亡的起點。故友熱淚 盈眶﹐親人抱頭痛哭。昔日“左臉”政策失誤既往不咎﹐如今“右臉”英明偉大交 口讚頌。

　　牧羊也罷﹐賣豆腐也罷﹐蘇武被流放至北海﹐即今日的貝加爾湖﹐苦熬了十九年。那 深不可測的“西伯利亞的藍眼睛”鑲嵌在現俄羅斯前蘇聯的疆域。那裡﹐正是阿什 肯納齊及其前輩的搖籃與故地。

　　古代的鐵血﹐現代的殺戮。冰天雪地之中﹐他們握手彈冠。

　　歷史﹐在這裡交接。

(六)

　　如論資排輩﹐阿什肯納齊只能算是個流亡“新秀”。蘇聯音樂家的叛逃幾乎與“蘇維 埃”同時誕生。

　　說橫跨歐亞的俄羅斯是個藝術的“情種”也許並不過份。這塊長出了柴可夫斯基與李 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土地簡直像部機器一樣﹐批量生產著世界上最優秀的作曲人才。 而“十月革命”則是流水線上的另一部機器﹐專門經營“人才出口”。我所知的俄 國作曲家在革命時期大致可分三類﹕蕭斯塔科維奇等“新蘇聯”作曲家均與我唱 “隊歌”時的年齡相仿﹐顯然不具“跑”的意識和體能。而蕭斯塔科維奇的老師﹐ “俄國的莫扎特”格拉祖諾夫從1917年起﹐撇下未完成的第九交響曲就此封筆﹐一 個音不寫﹐直到也加入了“跑”的行列。剩下的﹐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紛紛像 躲避瘟疫樣地逃離了俄國。

　　最有理由逃跑的﹐當推貴族出身生活富足的拉赫瑪尼諾夫[6]。按照中國文革的標準﹐ 他鐵定是個地道的“狗崽子”。他像一隻地震前坐臥不安的老鼠﹐早在“冬宮”炮 響之前就預感不妙。對他來說﹐失去隨心所欲的創作比失去地產更糟。在親自指揮 了自己作曲的陰森的“死亡島”後﹐便趁出國演出之機逃離了風雨飄搖的聖彼得堡。 他跑得很狼狽﹐攜全家四口坐著雪橇僅帶了幾份樂譜直奔赫爾辛基﹐從此一去不返。

　　另一個年輕的普羅科菲耶夫[7]正在為創業奮鬥。他嘔心瀝血創作的第一部歌劇“賭 徒”原本定於1917年首演﹐卻因革命中的政局動蕩而泡湯。這是個不詳的預兆﹐暗 示了普羅科菲耶夫如賭博樣的人生。他不顧一個布爾什維克對他的警告﹐“若敢去 美國則另當別論”﹐於1918年孤註一擲越海西行。他的倒霉幾乎 與作曲一樣出名﹐ 又一部歌劇“三個桔子的愛情”因編導突然意外死亡﹐在美國的首演被迫取消。然 後他灰溜溜地去了巴黎。

　　與前兩者相比﹐斯特拉文斯基[8]較為幸運。他隨和豁達﹐放蕩不羈﹐對新作曲法充 滿了興趣與敏銳。1917年之前﹐他已有三部舞劇在西方出名﹐只是其中的“春之祭” 出名得很不光彩。由於手法過於現代﹐從巴松演奏的第一句開始﹐憤怒的觀眾就開 始起鬨。抗議聲愈演愈烈以至演員聽不見音樂﹐導演祇得站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對 著臺上高喊“一二三四”。這一艱難的演出沒持續多久﹐斯特拉文斯基便從後門溜 走以躲避清算。如普羅科菲耶夫的“賭徒”﹐“春之祭”似乎預示了斯特拉文斯基 動蕩的一生與俄國隨之而來的騷亂。“十月革命”時他已在瑞士居留﹐本來並沒打 算長駐。他因此“跑”得十分輕鬆﹐只需原地不動。

　　假如他們留在了蘇聯﹐誰知道能否在清洗與整肅中劫後余生﹖

　　他們失去了“祖國”。世界獲得了財富。

(七)

　　沒跑的想跑﹐跑了的想回來。叛逃也似“圍城”。

　　傅聰回國的意義遠不止衣錦還鄉﹐它開創了現代中國一個用不著“叛國”就能“投敵” 的時代。在他回國的當年﹐中國送出了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以後便絡繹不絕﹐其 中的大部份如今已在“敵國”安居樂業。

　　歷史簡直荒唐到捉弄人的地步。記得兒時唱得最解氣的一首歌謠如是說﹐“一二三四 五﹐山裡有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誰能料到﹐馬思聰尚未“平反”﹐ 恨不得吃了杜魯門的一夥便大搖大擺地來到了杜魯門的國度﹖

　　雖同在“敵國”﹐“叛”與未“叛”的顯然心境不同。留學生躊躇滿志﹐馬思聰鬱鬱 寡歡。“當那杜鵑啼遍，聲聲添鄉怨”。他寫於1937年的“思鄉曲”神奇地暗示了 作曲家後半生的離鄉背井﹐與“賭徒”與“春之祭”異曲同工。他深居簡出﹐將全 部的寄託注入作曲。可唯有幾次去台灣的訪問演出﹐讓他找回了點名作曲家的感覺。 想當初是國人皆知的音樂泰斗﹐“南有賀錄汀﹐北有馬思聰”。想不到投身革命幾 十年﹐如今卻到了流落他鄉的地步。

　　倘若能以當初在電臺唱“隊歌”時與其“一面之交”和他說上話﹐我定要對他說﹐賀 錄汀之愛女在文革中慘死﹐相比之下﹐你馬思聰至少保住了女兒。

　　“泰斗”失去了光環。妻女獲得了安寧。

(八)

　　腳跟未穩的蘇共當局起初對叛逃風潮頗為遲鈍﹐遠不及中共對馬思聰的逃跑反應得雷 厲風行。東窗事發僅三月有餘﹐公安部已組成了“專案組”風聲鶴唳抓捕“同犯”。 而蘇共在斯大林於1928年全面掌權後﹐才回過頭來收拾那些高興得過早的“叛國” 文人。先是他們的作品全面被禁﹐然後蘇共便開動宣傳機器口誅筆伐﹐向西方“腐 朽”的藝術全面宣戰。

　　面對“沒落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的指控與批判﹐ 三個叛者在這場“音樂冷戰”中表現各異。

　　拉赫瑪尼諾夫對蘇共的回答﹐是病入膏肓的思鄉與刻骨銘心的憂鬱。他之所以被稱為 “二十世紀最後的浪漫主義”﹐恐怕並不是因為他的理念﹐而是他的天性。天生多 愁善感﹐悲傷與苦悶總與他如影隨形。假如他湊巧聽了馬思聰的“思鄉曲”﹐恐怕 就是踏破鐵鞋也要尋馬為知己。他的音樂似病態西施樣美得苦澀﹐且婆婆媽媽迭迭 不休。眼見得充血的旋律就要山窮水盡﹐一轉臉﹐又藕斷絲連地被推向又一層次的 宣泄﹐讓人琢磨不透是高潮還是前戲。那驚人的作曲技巧來自他釋放痛苦時波浪般 的衝動。樂起樂落﹐他兩眼通紅。

　　而斯特拉文斯基幾乎在任何方面皆與拉赫瑪尼諾夫唱反調。在蘇聯當局對他的攻擊謾 罵中﹐你似乎聽得見他從鼻子裡重重地哼了一聲﹐“去你的﹗誰吃你這一套﹗”。 他熱衷於試驗各種新奇的作曲技法﹐一會兒一個流派﹐一會兒一個“主義”。與拉 赫瑪尼諾夫的“浪漫主義”相對﹐他開創的“新古典主義”偏愛冷漠而具“骨感” 的管樂﹐討厭“肉感”的弦樂纏綿地演奏冗長的旋律﹐而這正是拉赫瑪尼諾夫的拿 手好戲。他三十年代入了法國籍﹐四十年代又入美國籍﹐不像拉赫瑪尼諾夫雖半生 在美國居留﹐直到臨死前的兩個月才不情願地作了美國人。當1957年蘇聯的加加林 駕航天飛船上天﹐一個餐館侍者討好似地問斯特拉文斯基是否為你的“祖國”驕傲﹖ 不料他勃然大怒﹕“為什麼蘇聯做得到而美國不做﹖﹗”

　　這兩個同根異果的“俄國佬”針鋒相對地在相斥中互補。一個是俄羅斯的血肉﹐一個 是俄羅斯的筋骨。一個把俄羅斯詮釋成多情﹐一個把俄羅斯演繹為冷靜。一個把俄 羅斯當作生根的土壤難捨難分﹐一個把俄羅斯視為彌散的空氣若即若離。

　　至於普羅科菲耶夫在冷戰中的角色﹐則是另一個痛苦的話題。儘管巴黎給了他作為世 界一流作曲家的脊柱﹐可他就是無法擺脫那團揮之不去的濕乎乎的漿狀物。如被哈 姆雷特的幽靈纏身﹐他玩弄著掌心的兩粒骰子﹐盤算著又一場決定命運的豪賭……

(九)

　　一個冬日的早晨﹐我坐在“世界日報”在北美創刊時期的資深記者李勇在紐約的書房 裡﹐與年逾古稀的李先生暢談。此刻﹐窗外正是大雪紛飛。

　　讓我興奮的是﹐李先生是個先後採訪過“二聰”的難得的人。僅此﹐就足以超越“下 雪天留客”的理由。

　　對馬思聰的“平反”之所以拖泥帶水﹐皆因他缺乏明智的“約法三章”。傅聰不犯的 錯誤他幾乎全犯﹐能給他一紙“平反”實在已算“寬大處理”。他的“重大錯誤” 之一是在海外控訴文化革命。李勇採訪他後寫下的專訪一發表﹐馬思聰便麻煩纏身。 可他不思悔改﹐並向李勇表明﹐你寫的全部是事實﹐文章代表了我的觀點。相比之 下﹐傅聰的立場則明確又堅定。1973年他出訪演出路經香港﹐李勇率一組記者登門 採訪。也許是嗅出了“境外敵對勢力”的氣味﹐採訪伊始﹐傅聰便起身聲明﹕“不 管怎麼說﹐我就是熱愛毛主席﹗”李勇當即告辭。

　　可以理解﹐游蕩於距“祖國”門檻半步之遙﹐“熱愛毛主席”的宣稱不過是為日後回 國的前瞻性表態與敲門磚而已。對比普羅科菲耶夫為回國所付的天價﹐傅聰的付出 實在不足掛齒。

　　令我大惑不解﹐普羅科菲耶夫怎麼會選擇一個不能再壞的時刻回蘇聯。正值三十年代 蘇聯文化的冰凍期﹐斯大林親自發動的對蕭斯塔科維奇的批判剛落幕﹐普羅科菲耶 夫就離開了巴黎打道回府。即便他未曾與蘇共作過什麼交易﹐殺雞儆猴的把戲已足 以迫他自律。整肅後的蕭斯塔科維奇擦去了冷汗著手創作“第五交響曲”以示“接 受黨與群眾的批評”。普羅科菲耶夫也匆忙傚法﹐但他卻比前者愚蠢得多﹐百口難 辯的“十月革命大合唱”與為斯大林祝壽的“祝酒歌”為他留下了難堪的敗筆——

　　“……您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思想。啊﹗斯大林﹗……”

　　作為世界聞名的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荒腔走板成了音樂史上引人注目的話題。儘 管學術上可見仁見智﹐可一個淺顯的常理實犯不著史學家討論﹕天下沒有免費的午 餐。如果視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至高無上﹐只要逼你出逃的政權還在﹐你就最好流 亡海外﹐除非願以一紙浮士德契約抵押靈魂。我想﹐這就是思鄉至死的拉赫瑪尼諾 夫的痛苦選擇與唯一歸宿。

　　至於對馬思聰﹐公開的說法是﹐還沒來得及回國就不幸過世。據說他被“平反”後就 一直在做回國的準備﹐可準備了兩年仍不見動靜。期間他還攜妻子遨游了歐洲數國。 起碼他沒有歸心似箭。官方版本的馬思聰“心系祖國”﹐可他多次向李勇表達了對 逼他出逃的政權深惡痛絕。也許﹐十九年的精神苦役使“蘇武”陷入了“熱愛”困 惑。一個真實的馬思聰在“代價”與“回歸”間苦苦權衡……。

　　“智者孤獨”。馬思聰似在徘徊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兩年。

　　一次遺憾的手術使他在缺憾中長眠。他的辭世使“回國”只能成為局外人一廂情願的 “假如”﹐他總算艱難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線。但願彌留之際的馬思聰能在生命的最 後一刻對半輩子的“革命”生涯有所反思。

　　拉赫瑪尼諾夫客死他鄉終未歸。而斯特拉文斯基於1962年以八十歲的高齡訪問了離別 五十年的蘇聯。不知他是否也為回國付出了代價﹐可用蕭斯塔科維奇的話說﹐那些 罵他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傢伙現在卻伸出手來笑臉相迎﹐而斯特拉文斯基則迫使 這些偽君子握他的枴杖。他至少沒有喪失尊嚴。儘管赫魯曉夫一再希望他回蘇聯定 居﹐他卻始終“不識抬舉”。斯特拉文斯基於1971年在洛杉磯辭世。根據生前的遺 願﹐他被送往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與這個“泡在水裡的輝煌”日月共存。只要 有空氣就有俄羅斯。他帶著俄羅斯翻山越海﹐不在乎落葉歸根。他的身邊埋葬著他 的終生朋友與合作夥伴﹐俄羅斯芭蕾舞劇院的創始人﹐似乎是對年輕時引發的“春 之祭”騷亂作個幽默的回顧。

　　他屬於俄羅斯﹐更屬於全世界。

　　窗外的鵝毛大雪沒有一點停的意思﹐我祇得起身告辭。送我出門的除了李勇﹐還有 “智者”的回聲。可悲的是﹐我們其實並不是在談歷史﹐而是談現實。即便是對普 羅科菲耶夫﹐“祝酒歌”也並非悲劇的結局﹐只是開端。

(十)

　　如果說﹐“祝酒歌”的作者與被祝者同歸于盡是上帝對軟弱者的懲罰[9]﹐那麼“永 遠跟著毛澤東”的“隊歌”作者被“毛主義”逼上樑山則是歷史對效忠者的嘲弄。 只是俄國的叛者多數與“布爾什維克”格格不入﹐而中國的叛者不少與共產政權相 濡以沫。前者以流亡追尋自由﹐後者以逃亡躲避災禍。從這個意義上說﹐前者的流 亡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後者的逃亡是陰差陽錯的誤會。

　　順便一提﹐馬斯聰的“隊歌”於1978年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取代﹐後者榮昇 為法定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其實﹐這兩首歌本大同小異﹐如同一“宮刑” 中的左右兩刀。若非“敗者為寇”的棋局﹐實不必偷梁換柱。時代的年輪古板地重 複著我的少年宮經歷。雖弧形玻璃的後面換了張臉﹐可煤山還是那座煤山﹐“罪槐” 還是那棵“罪槐”﹐童男童女們仍在紅牆之內飛檐之下的宮裡唱著萬變不離其宗的 紅歌“淨魂”。聽說鐘老師在文革中被批被鬥﹐後來便斷了消息。倘若他能躲過一 劫﹐如今已是八､九十歲的髦耋老人。儘管他為黨的“淨魂事業”鞍前馬後﹐哪怕 他只教了我一首“獵人之歌”﹐我也要對他由衷感謝。

　　中國的儒仕千百年來與政權苦苦週旋﹐真可謂千姿百態。從流放到逃亡﹐他們逐漸由 被迫到主動﹐但鮮有人突破“逃跑”與“躲避”的局限。而蘇聯文化的精髓在於思 想者追求自由的集體流亡。若無叛逆者以獨立人格的創造﹐二十世紀的文化史就不 完整。

　　逃亡並非流亡。前者是避難﹐後者是抗爭。前者是形態﹐後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狀 輪迴﹐流亡便是線性過程。有的人或一時逃亡﹐或一世逃亡﹐但從未進入流亡。有 的人從未逃亡﹐但畢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輩子帶著面具的蕭斯塔科維奇。有的人在 逃亡流亡間變臉﹐游走西方世界時扮流亡之悲情狀﹐與其所“叛”之黨國作交易時 則作逃亡之乞憐相。有的人從逃亡出發﹐以流亡告終。雖義無反顧﹐但始終在過程 中艱難拔步。也有人奮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終獲得了自由的天空。他們告別了 四海漂泊的失落﹐擺脫了魂牽夢繞的鄉愁﹐以超然的時空觀使要挾利誘失去了籌碼。 他們以個人的價值與尊嚴丰滿了民族的羽翼﹐把人類文明的精神境界提昇。

　　他們 ﹐才是真正的智者。

　　智者不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