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用

(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對肖斯塔克維奇[1]而言是重要的一天。他在一個奇怪的電話中被告知﹐“別掛斷﹐史達林要與你通話”。開始他以為這是惡作劇﹐但馬上就意識到沒人敢拿自己的命開玩笑。果然﹐片刻窒息的沉寂之後﹐電話那頭傳來史達林的聲音。就在史達林張口的那一刻﹐他明白了這一電話的由來。

　　當時的蘇聯﹐流傳著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問﹐會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答﹐不會﹐但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會毀滅一切。隨著二戰結束﹐西方世界與蘇聯的反法西斯同盟作廢。史達林以“和平”牌打響了歷時四十年的冷戰。唱“王大媽要和平”那會兒我還小了點﹐但“戰爭販子杜魯門”卻是兒時最陰毒的罵人語彙。弓拔弩張之中﹐四九年在紐約召開的“世界文化科學和平大會”就是一次“為了和平不惜戰爭”的大會。

　　史達林使出高招﹐派肖斯塔克維奇去紐約。

　　肖斯塔克維奇是當時蘇聯唯一在西方享有盛譽的藝術家。原因有二。一﹐史達林親自發動的對他的批判反使他在西方名聲大振﹔二﹐他的第七交響樂被認為是為蘇聯衛國戰爭而作。此後他頭戴鋼盔的畫像刊登於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幟。派他去和美國叫板﹐再合適不過。

　　可有著幾分傲骨幾分呆的他卻不領情。在以“身體欠佳”為由拒絕了邀請之後﹐便引來了史達林的電話。

　　領袖以詳和的威嚴問他為何拒去紐約。他如實說﹐我的作品目前在蘇聯還被禁演。

　　“有這種事嗎﹖”電話裡傳來史達林驚奇的聲音﹐“可我從來也沒下過這個命令呀﹗”

　　接著史達林話題一轉﹕“你身體如何﹖”

　　“經常嘔吐。”書呆子樣的誠實。

　　“我馬上派人給你作檢查﹐然後把結果告訴我。”

　　放下電話﹐史達林立即作了兩件事﹐派醫生給肖斯塔克維奇檢查身體﹔簽署解禁肖斯塔克維奇作品的命令﹐並嚴懲下達禁令的人。當然﹐就連白痴也知道﹐沒有史達林的授意﹐沒人敢下這個禁令。替罪羊被領袖玩弄於掌心。當肖斯塔克維奇真的傻乎乎地把並不樂觀的體檢結果通知克里姆林宮時﹐他從史達林的秘書那得到了這樣的信息﹕馬上閉嘴﹐給史達林寫封感謝信﹐然後乖乖地去紐約。

(二)

　　這樣的紐約之行註定是極不愉快的經歷。一下飛機﹐肖斯塔克維奇就受到了一群崇拜者熱烈的歡迎。可他卻完全沒有心情﹐躲都來不及。他深知此行他所擔負的重要使命。可憐了那些把他當純藝術家歡迎的天真的熱情人。

　　比崇拜者難對付得多的是讓民主自由慣壞了的記者們。“蒼蠅”樣的記者把他的到來看作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可他們卻不知如何下嘴。一個記者逮住肖斯塔克維奇纏著他問﹕“請問政府與黨對您的批評真的對您有幫助嗎﹖”肖斯塔克維奇略楞了一下﹐馬上把頭點得像雞啄米﹕“是﹗是﹗當然是﹗對我幫助太大了﹗太大了﹗”那個傻得可愛的記者一轉身﹐他立刻憤怒地罵出了聲音﹕“混帳﹗問我這種問題。讓我說什麼﹖我可能說什麼﹖﹗”

　　作為“迎戰”一方的美國﹐派出了年輕的音樂才子伯恩斯坦。把這二位放在一起給人的全部感覺是滑稽。一個是飽經風霜的史達林運籌帷幄的一枚棋子﹐一個是頗似格什溫筆下逛巴黎的花花公子。雖然他們都是世界一流的作曲天才﹐雖然音樂語言本沒有國界﹐但你沒法不懷疑他們是否能互相聽懂一個字。有趣的是﹐伯恩斯坦的家喻戶曉的名作﹐被稱為現代“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音樂劇“西部故事”﹐就醞釀於那一年。管他外面是“熱戰”還是“冷戰”﹐紐約的少爺們懶得聽太高深的語言。和肖斯塔克維奇相比﹐他們幸福得無法理解苦難。

　　“不愉快”的高潮出現在木偶般的肖斯塔克維奇起身發言的那一刻。他表情呆板而殭硬﹐用略有些發抖的聲音﹐在世界的目光下低聲讀一份克里姆林宮為他擬好的譴責“戰爭販子”的聲明。話音未落﹐另一個具有官方背景的蘇聯作曲家納波科夫馬上跳起來發問﹕“請問你本人是否同意《真理報》對西方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2]等人的批判﹖”肖斯塔克維奇再次慢騰騰地站起來﹐像烤肉架上的羊腿。他滿臉通紅﹐眼睛看著地﹐用嘟囔似的聲音說﹕“是的﹐我同意。”納波科夫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十三年後﹐當已完全屬於西方的俄國流亡作曲大師﹐“帝國主義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蘇聯時﹐肖斯塔克維奇與他﹐兩個互相崇拜的二十世紀的作曲巨人見了面。他們倆同是波蘭後裔﹐又同在列寧格勒成名。幾乎很少看得起什麼人的刻薄的肖斯塔克維奇從小就對斯特拉文斯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甚至認為斯特拉文斯基是本世紀唯一稱得上“偉大”的作曲家。而此刻﹐他倆四目相對卻無話可說。坐了好一會兒﹐還是斯特拉文斯基首先打破了沉悶﹕

　　“我不喜歡普契尼。你呢﹖”

　　“我也不。”

　　倒霉的普契尼﹗有口難言的大師絕非是和你過不去。這是談話的開端﹐也是終結。

　　就是最沒想象力的人也不難揣測肖斯塔克維奇的那一刻的心情。被人逼著向自己所敬佩的無辜者身上潑臟水﹐這一痛苦永恆。

(三)

　　紐約之行前後﹐大概是肖斯塔克維奇一生中情緒最低落的階段。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彎曲著身子卷入“意識形態”。除了傀儡樣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寫像“森林之歌”和“陽光照耀祖國”一類的音樂。尷尬的是﹐他總通不過“馬列主義”的理論考試。這個在音樂上聰明絕頂的天才卻在政治上少根弦。為此﹐他不得不請家庭教師為他補習。

　　教師進門後的第一句話就是批評他家裡沒有史達林像。他像犯錯誤的學生樣地檢討﹐表示一定改正。口是心非、光說不練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從來也沒把“神像”掛起來。

　　最精彩的一次“補習”是他們談論起去紐約之前史達林來的那個電話。教師兩眼發光﹐滿臉生動﹕“想想吧﹐你在和誰說話﹖——半個世界的主人﹗雖然你也很有名﹐可和他比起來﹐你算什麼﹖”

　　“虫子。”

　　“完全正確﹗虫子。”

　　教師沒法聽懂肖斯塔克維奇鼻子裡哼出的嘲諷﹐他不知道有這樣一首諷刺歌曲﹕

　　“我僅僅是個虫子﹐和這樣的人相比。他﹐無比卓越﹗”

　　多年之後﹐當肖斯塔克維奇談起這個“笑話”時﹐臉上沒有一絲笑容。被問起為何如此嚴肅﹐他沉思了片刻﹐說﹕

　　“我們人民中的百分之九十竟由這樣的傻瓜組成。”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這委實是個過於樂觀的數字。想想中國的文革吧﹐這樣的“傻瓜”何止百分之九十﹖直至如今﹐人們仍未走出文革的陰影。其實﹐我們中的大多數﹐不都在生命的某一個時刻心甘情願地當過“百分之九十”的人﹖來自那樣一個時空﹐我們是“笑話”的見證。

　　紐約之行的痛苦伴隨了肖斯塔克維奇的余生﹐然後在他死後的《見證》[3]裡還原成了“百分之十”的沉重。

　　今天﹐把肖斯塔克維奇燒烤了一生的那個政權已不復存在。

　　我們﹐何時才能百分之百地告別昨天“百分之九十”的惡夢﹖